地下社會 何東洪的文創實驗室

中時
更新日期:2010/02/20 02:33
黃哲斌/專訪

中國時報【黃哲斌/專訪】

夜裡,當你行經台北師大路,走過各式食肆與店鋪,走過攤販與人潮,極可能忽略一個通往地下室的狹小樓梯;然而當你走下樓梯,地底下藏著一個祕密基地,或許也是台灣最具指標性的音樂表演空間,這是許多當紅樂團的發跡地「地下社會」。

《紐約時報》旅遊版曾介紹它,馬英九市長時代的觀光指南推薦它,然而,它也因為被警方勒令停唱,衝撞出台灣Live House的合法化議題;而這一切,要從幾名熱愛音樂的「老青年」說起。

為了地下社會 挪用出國讀書資金

中央大學畢業、從英國留學返台的何東洪,原本在「地下社會」兼差當DJ;一九九八年,他找了水晶唱片的老同事林志堅一起入股,再與原有的經營者林宗明商討,開放讓獨立樂團在現場演唱。

「九○年代中期,台灣有許多獨立樂團出現;後來Roxy、Scum等表演空間結束營業,當時我們認識的瓢蟲、骨肉皮、1976等樂團沒有地方表演,所以我們就想試看看。」何東洪回憶,「一開始,這裡沒有舞台,樂團還要自備樂器、自己架。」

綽號「東東」的何東洪,大學時期已是活躍的學運領袖,因反對郝柏村出任行政院長而走上街頭,林志堅與林宗明都是當時的友人;幾年後,台灣本土音樂龍頭「水晶唱片」陷入困境時,他抵押房子貸款三百六十萬元,扛著債務聲援水晶老闆任將達。

對比之下,何東洪當DJ的酬勞,每小時只有兩百元,換句話說,如果只靠DJ的收入,他至少要一萬八千小時才能償清貸款。「一開始,這裡就不是以營利為目的;來這裡工作的人,也都是因為興趣。」他笑說,自己投資「地下社會」的錢,還是挪用父母給他出國唸書的學費。

鼓勵本土創作 帶三首歌才准上台

就這樣,每星期三天,「地下社會」各有兩個樂團表演,周三屬於「學生團」,是新人挑戰試煉的時段,周五與周六則安排較知名的樂團。想進「地下社會」演唱,門檻是「至少有三首自己的創作曲」。

何東洪說,「我跟宗明、林志堅這些五年級生,都是聽西洋搖滾樂長大的,而且以前的資訊不發達,養分很少;因此,我們都希望台灣有自己的搖滾樂。加上台灣的唱片公司不太投資創作樂團,幾乎都是撿現成的,所以我們就用最低的資金,玩自己喜歡的遊戲規則。」

於是,「地下社會」成為墾丁春天吶喊、貢寮海洋音樂祭之外,另一個創作樂團自我磨練、彼此競爭的場子;加上場地小、營運成本不高,他們能容許更大的實驗空間,「因為小,因為獨立,所以我們很自由。」何東洪驕傲地說。

仍處灰色地帶 爭取納入文創產業

二○○五年五月,「地下社會」因為營業登記的項目不符,遭勒令禁止現場演唱,「經濟部的營業登記項目裡根本沒有Live House,所以我們登記的是『地下室小吃店』」。

這個事件,點燃台灣社會看待「地下社會」等音樂表演場地的爭議,隔年,立院舉辦公聽會,許多音樂人及樂迷主動前往關心;由於法規暫時無解,當時的文建會主委邱坤良先頒發一張「重要藝文展演空間」的證書,給「地下社會」等小型音樂展場,邱坤良當時承認,由於修法緩不濟急,因此「先畫一張符」保障這些原創音樂的發源地。

「最好笑的是,我們再去申請執照時,還要登記『店內有幾桌』,就是比照陪酒等特種營業來計算;於是,我們爭取將有樂團表演的Live House,視為文化創意產業的一環。」何東洪說。

經過多時的奔走與協調,相關法規還卡在經濟部商業司;然而停止表演一年後,「地下社會」重新開放樂團演唱;沒有樂團時,店內DJ會放著各式搖滾樂,甚至從薛岳、崔健到文夏、高凌風,唯獨拒絕甜膩的芭樂情歌。

尋找更多可能 教導年輕人玩音樂

重新復出的「地下社會」,再加上女巫店、河岸留言、The Wall等小型音樂展演場地,共同成為台灣近年獨立樂團蓬勃發展的推手,也是台北面向國際的音樂櫥窗。樂團1976甚至寫了一首《地下社會》,向這個充滿自由與冒險精神的地下室致敬。

至於何東洪,目前在輔大心理系任教,他還開了一門「搖滾樂的賞析與實作」,專門教學生如何組團、玩音樂,「第一條就是別放棄原來的工作,因為失敗是正常、成功是偶然。」雖然他不鼓勵大家都變成五月天、蘇打綠,但他認為「玩樂團是培養獨立人格、社會溝通的絕佳途徑」。

「台灣需要各式獨立文化,為社會主流價值找到更多的可能性。」這位英國社會學博士,左手執教鞭、右手玩音樂,繼續為這個「廣義的地下社會」請命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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